宣传与媒体第四部分

你要做的就是思考

拉里罗曼诺夫为萨克博客，2021年6月5日

译者：珍珠

如果我是独裁者，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每个成年人必须至少学习一门逻辑课程。在当今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犯罪因素在控制着，一个通过他们对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有效管理公众看法的因素，读者将从一些逻辑原则的接触中受益匪浅。

主要的问题是，逻辑学与推理的实际科学（论据的真理和有效性）有关，但我们在推理中采用的实际心理过程是心理学的范畴，而不是科学，而且往往是无效的，从而得出不真实的结论。正是后者，媒体宣传者利用我们的心理推理过程，引导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掩盖他们的策略，使我们不知道欺骗。这些策略大多出奇地简单。

一种是把一个论点与一个名人或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教或政治信条联系起来。像“每个爱国的美国人都会同意……”这样的声明，尽管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对，但这往往足以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个非常常用的策略是攻击作者的性格或权威，甚至攻击作者的写作基调，而不是真正涉及其论点的实质，实际上是严格避免涉及论点。如果我能成功地诋毁你的性格，许多读者会对你说的话大打折扣。

令人惊讶的是，仅仅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陈述相反的观点就足以使我们的推理偏离事实：“他陈述了现在被揭穿的理论……”，由于没有证据，这个理论实际上被揭穿了，也没有被谁揭穿，也没有被什么根据揭穿。

在这里，我将举例说明媒体宣传虚假逻辑中的两种主要策略。第一种是把谎言附在真理上，这一点非常简单。我们的心理推理过程会承认第一个陈述是真的，然后自动接受一个附加的谎言也是真的。第二种是使用至少看似合理的陈述，但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真空，迫使我们要么直接接受，要么干脆拒绝，但却没有给我们这样做的依据。不知情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陈述，尽管完全缺乏证据。

许多以我们现在称之为“官方叙述”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关于许多地缘政治事件的信息，其呈现方式几乎是幼稚的，然而宣传专家们却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几乎没有引起明显的批评，公众似乎接受了这些报道，尽管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媒体的文章要么没有细节，要么几乎没有；如果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就没有什么可质疑或攻击的；如果不提出索赔，就不会产生阻力。

因此，我们有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的声明，但除了空洞的声明之外，没有任何信息、数据和文件。这使得读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索赔本身，但除了知情的读者，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完全缺乏信息。而且，传统上，如果公众在五六个不同的媒体来源中遇到这种说法，他们会倾向于接受这种说法，尽管完全没有证据。更糟糕的是，事实一再证明，大谎言比小谎言更容易被接受。这是弗洛伊德、伯奈斯和利普曼留下的遗产，即只要一个人控制麦克风，就可以轻松地“拉动控制公众思维的电线”。

通常，“官方叙述”包含一个简单的陈述，要么是真实的，要么至少有点似是而非，我们倾向于直觉地接受这个陈述为真实的。正如我所指出的，宣传中最聪明的策略之一就是把谎言附在真相上。随便或草率的读者和观众几乎总是不会注意到他们所接受的真实信息中惊人的缺乏逻辑和推理的不连续性。请看CNN：

“中国的雄心壮志是让高铁成为国内长途旅行的首选模式，但（中国真正这样做是因为）高铁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日益繁荣[换言之，(1) 中国建设高速铁路网是为了（a）炫耀，（b）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附在真理上的谎言。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把高铁作为首选的出行方式，但所附的说法是垃圾，没有丝毫佐证就提出了侮辱性的说法。但在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读者的心理逻辑中，附属于真相的谎言被普遍接受，毫无疑问，也是真实的。

以下是CNN的另一个节选，这个节选的说法更令人吃惊：

皮尤（Pew）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欧洲、北美和东亚的14个受访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在流感大流行之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而（这种情况）始于2019年，当时（中国）高级外交官开始在记者招待会或社交媒体上大肆指责中国？犹太人拥有的媒体和（大部分）犹太专栏作家在2020年全年无情地抨击中国，皮尤欣然指出，所有受访国家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然而，造成这种负面看法的原因并不是公共媒体对中国不断的攻击，而是中国外交官“大肆宣扬”这些虚假的说法和侮辱。附在真理上的谎言。民调的第一句话无疑是对的，但所附的说法显然是垃圾，然而读者一般会接受整段话为真。所以，人们不喜欢我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一直在发表关于我的谎言，而是因为我一直反对你所说的谎言。

以上两个例子取自我档案中成千上万个相似的例子，只是仇恨文学，让公众准备接受基于“千刀斩乱麻”的严厉政治或军事行动。但还有另一类可能要严重得多，涉及掩盖我们的国际黑帮集团（ICG）所犯下的罪行。宣传策略和逻辑的破坏非常相似，读者的天真轻信也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有（a）一个简单的陈述，似乎直观可信，（b）完全缺乏信息和细节，和（c）一个荒谬的结论要么直接提出或至少影射，但完全没有支持。再一次，以修正的形式，一个附属于真理的谎言。

我在这里收集了一些典型的例子，很惊讶地发现它们都与生物攻击有关。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官方叙述”的例子，它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于每一个事件都没有引起大众媒体广大读者的明显挑战。几乎可以肯定，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国际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犯下的严重罪行的一个例子，并且被他们的媒体朋友掩盖，但显然没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巧妙宣传的力量。因此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思考。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些。

英国口蹄疫

在本系列的第1部分中，我提到了英国口蹄疫的两次流行，这两次流行导致数百万头牛被宰杀，大多数小农户破产。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 (3) 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我建议您阅读。官方的说法是，“动物权利活动家”进入皮尔布赖特和波顿的生物实验室，偷走了“一些小瓶”（注意框架）的病原体，并将其传播到全国各地。这是我们的简单陈述，从直觉上看似乎是合理的，但却完全缺乏信息或细节。“真相”是疾病的爆发；它附带的谎言是关于犯罪者的。

然而，皮尔布赖特和波顿都是四级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24小时军事警戒。任何“积极分子”，动物权利或其他方面，都不可能不被射杀就进入这样一个装置。其次，“小瓶”是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10毫升的液体，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放进口袋。但是这种致命的病原体在全国传播，感染了数百万头牛，这需要几千公升的病原体。你不能用“小瓶”来完成，你也不能骑自行车。因此，现在我们的动物权利活动家们正在接近一个被禁止的、禁区内的、致命的暴力环境，把一辆5吨重的卡车倒在车上，装上几立方米的致命病原体，驱车离开，不仅没有受到干扰，而且显然没有受到注意。此外，我们必须有数千名积极分子覆盖整个英格兰，并感染了几乎每个小农场的数百万动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是穿着哈利波特隐形斗篷，因为他们做了所有看不见也看不见的事。为什么这个故事对你有意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需要事实；我们只是在用逻辑。

如果媒体告诉你，在这次疫情爆发前的三个月里，英国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所有可以用来焚烧患病动物的木材来源，这个故事会更有意义吗？这甚至不是什么秘密。如果媒体告诉你，根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泄露的文件，英国政府仅在几个月前就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演习”，那么这个故事会更有意义吗？如果你对巧合感兴趣的话，这与COVID-19爆发前的201事件非常相似。如果我们了解到有一两家大型阿格拉公司突然出现，控制了英国的牛肉供应，这个故事会更有意义吗？

中国的“猪肉投机者”

2019年和202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致命猪流感疫情，因此必须扑杀数亿头猪——中国的主要肉类来源。这种病原体通过小型无人机在无数农场上空传播，同时喷洒一些东西。爆发是事实；所附的谎言再次与肇事者有关。所有的西方媒体，包括香港，在这个例子中，充斥着他们的页面，声称“猪肉投机者”对此负责。让我们暂时忽略事实，试着应用一些逻辑。

首先，许多国家的许多实验室研究这类病原体，但研究所需的量通常是一杯。感染和/或杀死3亿头猪所需的病原体体积至少为数万升。我们的“猪肉投机者”从哪里获得如此数量的致命病原体？最近的7-11？沃尔玛？该卷中任何病原体的唯一来源将是一个军用生物武器实验室，在那里它被创造出来供使用。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有任何这样的实验室，但目前让我们假设他们确实有。猪肉投机者将如何获得它？如果你和我去这样一个军事基地说：“早上好，你猜会发生什么。我们想买5000升炭疽。如果中国人真的有这样的设施，他们就不太可能供应那些想杀死本国大部分或全部肉类供应的人。

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谁有权使用这些设施和其中所含的病原体？只有那个政府的机构。没有其他人。逻辑允许我们排除病原体来自中国设施的可能性，那么来源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一把冒烟的枪，但中国和俄罗斯被400个美国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包围。没有其他可能的来源，也没有其他国家有可能的动机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意味着中国的猪流感疫情相当或非常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武器攻击。而媒体蜂拥而至的“猪肉投机者”则是宣传，意在抢先读者的理性思考。谎言依附于真相，保护肇事者（ICG）并责怪受害者。

让我们看看非典

我们不知道非典是如何产生和释放的，但我们知道西方媒体的官方说法自始至终都是谎言。如果媒体在散布谎言，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掩盖责任人。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4) 让我们只看一下非典疫情的一部分，即30层和40层建筑的淘花园住宅区的“超级传播事件”，那里有近2万人经历了大规模疫情，不得不疏散。病毒学家一致认为这是整个非典危机中“最壮观的事件”。

官方（西方媒体）的叙述性洪水告诉我们，病毒是通过建筑群排水系统或污水系统的缺陷传播的，维基百科诗意地补充说，病毒“被一股柔和的海风吹走”，从厕所污水管吹到楼梯井，然后再吹到所有公寓。我们不需要事实；我们只需要动动脑子。

感染这些建筑所需的大量非典型肺炎病原体的来源是什么？它的运动方式是什么？为什么它会选择聚集在一个地方？它怎么能这么做呢？非典型肺炎病毒是成群结队的吗？如此大量的冠状病毒首先会以什么方式进入污水系统？下水道都在地下；没有入口。微风，温柔的海洋风，或者其他风，怎么可能进入一个巨大的公寓大楼的污水系统？外墙上有没有一个洞，所有的厕所水管都从那里冒出来？接下来，从地下下水道向上吹空气和病原体，感染10栋40层楼的所有公寓，需要的不仅仅是微风——更可能是飓风。

我不是水管工，但一栋高档公寓楼里的“有缺陷的污水系统”似乎并不具备向所有公寓散发致命病原体的资格。在任何情况下，除了最初的-和未经证实的-索赔，没有任何报告之前或之后的爆发表明任何管道缺陷曾经存在。再一次，对于一个不经意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直到我们停下来思考实际的物流。毕竟，污水管和排水管无疑是肮脏的地方，它们为各种细菌提供了一个快乐的家，但这些细菌就在那里，因为我们每次处理垃圾时都把它们放在那里。他们不会进入一栋建筑，主动寻找排水管，然后像老鼠一样独立地四处奔跑，寻找藏身之地，潜伏着直到受害者靠近。它们也不会散布在整个建筑中，故意进入每个家庭。任何一种情况都需要情报。还有一大桶。

如果媒体告诉你俄罗斯病毒学家的即时结论，即SARS病毒“绝对”起源于实验室，这会有助于你的理解吗？有趣的是，虽然SARS在广东省首先出现，但命运引导感染者前往香港传播病毒。中国大陆的卫生官员在香港遭受袭击的时候立即把它掐灭了，SARS被统计为香港流行病而不是大陆人。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让我们看看中东呼吸综合症

2012年末，一种新型冠状病毒（MERS）引发了一场新的小型流行病，这种病毒被命名为MERS，因为它可能起源于中东，感染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卡塔尔的少数人。这种病毒被归咎于骆驼，在与人类友好同居数千年后，骆驼突然决定与人类分享它们的病毒。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5)

韩国爆发的MERS是中东以外地区MERS的最大表现，给该国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根据西方媒体的官方说法，韩国感染者显然是一名（身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商人”，他从中东旅行回来后患上MERS。我们的开场白（相当可信）之后是结论，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事实上真相之后是谎言。

一个被媒体忽视的事件是，在韩国的美国乌山空军基地爆发了大规模的MERS，那里很方便，很可能就在想象中的“受感染商人”的家附近。奥桑空军基地是美军JUPITR ATD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军事生物项目，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运营着它的另一个实验室设施，也是美军一个生物武器生产实验室和一个由美军运营的非常秘密的世卫组织生物实验室的所在地。最符合事实的理论是，MERS爆发可能是由JUPITR生物战项目的一次实验室事故引起的，而我们的“被感染的商人”实际上可能把病原体带到了相反的方向。

有趣的是，韩国对MERS疫情的报道很少，当然是与SARS相比，在那里，我们接受了长达一年的24/7猛烈抨击中国的治疗。

让我们看看寨卡

一种不起眼的小病毒，非常温和，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了它，而且从未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寨卡病毒只通过蚊子传播，一生中从未到过任何地方，它被隔离在乌干达的一片森林中，在那里被发现。但后来有一天，寨卡产生了一种病毒性的流浪癖，旅行了12000公里左右，穿越太平洋、美国和墨西哥、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最后穿越整个南美洲，在里约和南美洲的大西洋一侧登陆ã圣保罗。从那里，它几乎瞬间向四面八方向外辐射4000或5000公里，覆盖巴西大部分地区，然后蔓延到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几个月内淹没了20多个国家，远航至墨西哥和波多黎各。

这是怎么发生的？好吧，根据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兹卡是由一位来自密克罗尼西亚的感染者带到巴西的，他是来观看世界杯的。与事实有关的貌似有理的谎言。再说一次，我们不需要事实；我们只需要动动脑子。寨卡病毒不是传染性疾病；只有被感染的蚊子叮咬时才会传播。如果这个（虚构的）旅行者真的被感染了，有多少数百万的蚊子会叮咬这个不幸的密克罗尼西亚人而被感染，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感染整个拉丁美洲的数百万人？要引起如此迅速的疫情，需要数亿只受感染的蚊子。更重要的是，受感染的蚊子怎么可能穿越整个南美洲？蚊子能飞越安第斯山脉吗？他们怎么能走一万公里以上呢。几个月内淹没20个国家？他们是如何走完12000公里的。先去巴西？你知道官方的说法不可能是真的。

西文媒体在黄金时段对寨卡进行了大量报道，到处都是墓地、墓碑、盛满枯萎花朵的骨灰盒的照片。为什么？从寨卡经历过哪怕是轻微疾病的人数也接近零，而且从未有人因此而死亡。发生了什么事？

两件事。首先，西方媒体对其进行了严厉审查：一家名为Oxitec的英国公司数年来一直在拉丁美洲各地进行“转基因蚊子试验”，假装将蚊子与当地品种交配以产生不育后代，在所有国家放生了数亿只蚊子。就在那时，寨卡爆发了。

第二件事是，ZIKA被玷污了婴儿脑损伤的故事，完全缺乏医疗或逻辑基础的故事，但传播。在这些故事之后，穿插其中，数百个美国本土和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突然觉醒或复活了吗？他们都在媒体的大力支持下，为所有这些感染寨卡病毒的母亲而大声疾呼，要求整个拉丁美洲放弃反对堕胎的法律。这些母亲现在生下了“大脑受损”的婴儿。

And that is the entire story. The pro-abortionist NGOs are primarily Jewish, as are the media, and as is Oxitec with its funding and connections naturally including the usual group of suspects. The only conclusion that fits all the known facts is that ZIKA was deliberately unleashed, using pre-infected mosquitoes, as part of a plan to eliminate the anti-abortion laws in Latin America - the world's only holdout. I researched this thoroughly and covered it in an earlier article which may interest you. (6)

这就是整个故事。支持堕胎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犹太人，媒体也是如此，Oxitec的资金和关系自然包括通常的嫌疑犯群体。唯一符合所有已知事实的结论是，寨卡是故意释放的，使用预先感染的蚊子，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以消除反堕胎法在拉丁美洲-世界上唯一的坚持。我对此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并在您可能感兴趣的早期文章中对其进行了介绍(6)

北京COVID-19

到2020年5月下旬，北京已无病毒近60天。我记得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就是这还没有结束，当北京经历了新发地市场的新一轮爆发时，我的担心是合理的(7) 媒体立即向我们发出了一小股宣传，说北京正在经历“第二次浪潮”——尽管历史上没有任何流行病出现过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自然“浪潮”，但媒体却大量宣传了COVID-19的特征。我们还受到了反复声称“中国的湿市场”是病原体的天然滋生地的打击，而这次最新的疫情“表明，随着限制的放松，病毒仍然可以卷土重来” (8)

西方媒体很快就沉默了下来，因为“一项开创性的病毒追踪发现”的深入调查宣布，北京的新病毒株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病毒株相同，这种变种在中国以前从未被发现，显然是一种进口病毒。丹尼尔·鲁西博士证实了路透社关于基因测序的报告，即“病毒来自另一个大陆”，因此很明显是进口的 (9)它也比以前的品种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

媒体确实注意到，新发地市场是全亚洲最大的生鲜食品市场，占地超过1平方公里，相当于近160个足球场，有数千家商店。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几乎整个市场都受到了“严重污染”，而周围地区却什么也没碰。很明显，这种污染是从中国以外的来源进入市场的，而且只进入市场，与蝙蝠或其他“野生动物”毫无关系。

宣传的框架和策略是有启发性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第二波”，尽管这是一个媒体虚构的故事，也预先条件接受这些市场是不卫生的-即使他们不是。但考虑到真相背后的谎言，我们的心理过程并没有给出任何细节，我们会接受媒体所期望的结论。

然而，缺乏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如何从另一个大陆传播到北京而不留下沿途的感染？如果这种新病毒能在几天内感染160个足球场，它就会和朋友一起传播。病毒的爆发总是以很小的规模开始，然后扩大，那么在一个地方一次释放如此大量的病原体的来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横穿半个中国，选择登陆并只感染北京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其他所有可能的受害者呢？北京是全亚洲最大的市场，每天有数十万游客？那几乎需要一个情报。还有一大桶。为了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媒体在事实公布后立即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新闻封锁。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西方新闻媒体在为他们在ICG的朋友做宣传。

中国COVID-19

我在这里只谈一个媒体宣传的话题，即COVID-19在中国的来源和分布。西方媒体，从亚洲自由电台开始，起初是一致的病毒从武汉大学实验室泄漏，但当中国反击德堡，故事变成蝙蝠。这是如此真实，甚至连美国社交媒体都审查了任何暗示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人。我们现在已经转过了180度，实验室的起源再次摆在桌面上，Facebook在武汉（但不是德特里克堡）发布欢迎帖。据推测，现在禁止责怪蝙蝠。

这项新的“检查”主要是由前《纽约时报》科学撰稿人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促成的，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证明实验室泄漏的证据在科学上是强有力的，尽管他和其他人一样，只关注武汉的释放，而不是德特里克堡的释放，这在许多原因下更为合理。

就媒体宣传而言，过程是相似的：谎言附在真相上。尽管之前有过种种尝试，媒体也发出了很大的噪音，但从来没有一点证据证明病毒有可能从武汉实验室逃逸。但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证据——美国有大量的“情报”，而这些情报显然未经审查，但现在将对中国“有罪”的证据进行批判性评估。

再一次，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思考。18个月来，美国通过媒体作出了激烈而不懈的努力，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真的有可能在那些狂热的起诉中，中情局和国务院坐拥着一个“宝库”的情报，这个情报本可以证明中国有罪，但不知何故却懒得查证？这样的假设完全没有逻辑。更明智的假设是，一切都是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审视的，逻辑上说，拜登的这一最新策略只会制造更多的媒体噪音。最好的防守是好的进攻。

为了火上浇油，美国国务院声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武汉的“几名科学家”在疫情爆发时住院治疗，出现了“似乎是”的COVID-19症状，似乎他们知道。但这“几乎证明”毕竟是中国的错。中国当局坚决表示，上述说法不属实，武汉实验室没有人患病或住院，但西方媒体对此置之不理，或将其视为共产主义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谎言附加在另一个谎言上。

在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叙述逻辑中，我没有提到一个最大的飞跃是失职的：一个病原体的意外逃逸将发生在中国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在中国每年的移民前夜——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前夜——有上千万的旅客离开或经过可能有6亿人回家过年。如果我是一个想要逃离禁闭的病原体，我就做不到更好的了。在那时利用这一地点，几乎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立即达到圣经规定的比例，将这种传染病传播到全国各地，有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倒退30年。那几乎需要一个情报。还有一大桶。

这个故事还没有到最后一章。

中国的6次生物攻击

在西方还没有报道，但中国在两年内总共遭受了6次生物攻击，猪流感和COVID-19只有两次。禽流感有各种集中爆发，其中一些是非常致命的病原体，没有一种有明确的自然来源。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媒体的宣传说明中国缺乏卫生凝聚力，但事实是，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卫生水平远低于中国，印度可能是最糟糕的例子。逻辑鼓励我们问为什么印度没有几十次病原体爆发，为什么所有这些流行病只发生在中国。当然，逻辑也促使我们去问谁在中国和俄罗斯周围有400个生物武器实验室。

Mr. Romanoff’s writing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32 languages and his articles posted on more than 150 foreign-language news and politics website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s well as more than 100 English language platforms. Larry Romanoff is a retired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d businessman. He has held senior executive posi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firms, and owned an international import-export business. He has been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presenting cas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senior EMBA classes. Mr. Romanoff lives in Shanghai and is currently writing a series of ten books generally related to China and the West. He is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to Cynthia McKinney’s new anthology ‘When China Sneezes’ -- Chapt 2 – ‘Dealing with Demons’.

罗曼诺夫的著作已被翻译成32多种语言，他的文章发表在3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外语新闻和政治网站以及100多个英语平台上。拉里罗曼诺夫是一位退休的管理顾问和商人。他曾在国际咨询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并拥有国际进出口业务。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向国际EMBA课程提供国际事务案例研究。罗曼诺夫先生住在上海，目前正在写一系列与中国和西方有关的十本书。他是辛西娅·麦金尼（Cynthia McKinney）新集《当中国打喷嚏的时候》第二章《与恶魔打交道》的撰稿人之一。 '